當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25年1月上任時，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擔憂其加徵關稅的後果。當時普遍預期是新關稅將推高消費品和生產投入品價格──分別影響家庭和企業──進而引發通脹飆升與實際收入下降。這將構成一場連聯儲局也沒什麼辦法去應對的供給衝擊。
特朗普也確實將關稅提高到令人震驚的水平，不僅違反了各類國際協議，更將共和黨人時常掛在嘴邊的自由貿易承諾拋諸腦後。
去年多次推遲實施
就其嚴重性和破壞性而言，特朗普的2025關稅已經遠超其已經具備危害性的首任期關稅，甚至超越了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耶魯預算實驗室資料顯示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有效關稅已經從2%飆升至18%，創下了1930年代以來的新高；再加上頻繁且令人費解的政策變動所引發的不確定性，通脹、就業和實際收入遭受重大負面衝擊的狀況似乎已是不可避免。
但事態發展出人意料。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通脹可能完全未有上升：截至2025年11月的12個月最新通脹率為2.7%，與2024年的最後幾個月持平（當然物價水平實際上更高，這與特朗普的宣稱相悖）。失業率僅小幅攀升，從2024年末的4.1%升至11月的4.6%。經濟增速可能有所放緩，但由於美國政府停擺導致資料收集延遲，具體情況尚不明朗。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指出特朗普在其再次執政的第一年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害要小於預期。而其2025年關稅的最顯著影響之所以受到限制或延遲，主要有四個原因：
首先，由於10月1日至11月12日的政府停擺，美國的經濟統計資料極易出現偏差。美國勞工統計局未能如常收集資料（尤其是10月資料），導致部分CPI資訊缺失。即便11月的資料也存在疑點──住屋成本通脹率是否真如報告所稱般為零？如果懷疑屬實的話這就說明整體CPI估算值偏低了。經濟分析局發布的GDP資料嚴重滯後，而去年第三季度的GDP資料發布已被推遲。
特朗普關稅造成的損害低於預期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最高水平關稅尚未完全生效。特朗普已多次推遲部分關稅的實施，並於去年11月14日撤銷了其他關稅──因為這些關稅推高了各類食品雜貨的價格。
特朗普還對部分國家實施了重大關稅豁免。倘若他沒有在去年3月6日決定豁免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免徵兩天前生效的25%關稅，那麼高度一體化的北美汽車產業就將遭受重創。如今在《美墨加協定》下進口的商品是完全無需支付懲罰性關稅的。
這種政策軟化早有預兆。如果特朗普全面實施已經宣布的關稅（更不用說威脅中的關稅），那麼美國企業就將遭受重創，因此他堅持執行最嚴厲關稅的可能性本來就不大。特朗普慣於採取極端談判立場，卻總在壓力下退讓──哪怕未能從對方處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投資者認為「特朗普總會退縮」的這一假設──（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簡稱TACO）──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嘲諷。當一個瘋子以世界末日相威脅時，刺激他去兌現其威脅無疑是極其鹵莽的。不過特朗普已經實施的關稅仍然居於極高水平。
但這並不意味着經濟學家的預測完全失準。有充分理由認為特朗普關稅的諸多負面效應只是延遲顯現，而我們應預期這些影響將在2026年浮出水面。
這就引出了第三點：企業在2024年11月特朗普當選後就立即開始提前進口以便在預期關稅出台前囤積商品──尤其是瑞士的黃金和愛爾蘭的減肥藥。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預算模型估算該策略截至2025年5月已經為美國進口商節省了高達65億美元──相當於新增關稅總額的13.1%。
物價漲實際收入減
因為其關稅前庫存尚未耗盡，多數零售商在關稅生效後也沒有提價。這雖然違背經濟學家所說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卻是零售業的慣常做法。時至今日許多進口商仍未將全部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事實上──這也是最終且最重要的結論──即使在關稅前庫存耗盡後進口商仍將持續承擔大部分成本上漲。阿爾貝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及其合著者通過美國大型零售商的即時資料發現自4月以來受新關稅影響的商品（包括進口產品及其美國製造替代品）價格持續攀升。零售端約5.4%的漲幅已經使整體CPI一攬子通脹率較預期水平上升了0.7%。但以當前關稅水平衡量這依然僅佔潛在可轉嫁成本的一小部分。
當然，進口商支付的價格已隨關稅同步上漲，這與特朗普所謂「外國出口商通過降價承擔了關稅成本」的說法相悖。實際承擔成本的是美國企業──這也是美元貶值時通常發生的狀況。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企業也不知道關稅將持續多久。特朗普可能改變主意，也可能最高法院將依據法律廢除這些關稅。而這種不確定性同樣解釋了為何眾多受影響企業至今未裁員。
但企業不會無限期容忍關稅侵蝕其利潤率。如果關稅持續存在，美國就將在2026年面臨更廣泛的價格上漲和實際收入下行壓力。
哈佛大學資本形成與增長學教授，曾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現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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